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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曦的博客

既然不能死去/那就活着/尽力长出最高的花枝/开出世间最洁白的花朵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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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杨曦,侗族作家,贵州榕江县人,现居湘潭,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,学校十佳魅力老师。著有《翡翠河》、《歌谣与记忆》、《夜歌》、《寻访侗族大歌》等。个人爱好:喜欢看书、看电影、行走和爱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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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】也许是归程  

2008-05-28 21:23:05|  分类: 杨曦日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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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:友人为我发来余秋雨所写的《 黔东南考察手记:也许是归程》一文,现转发于此,希望大家不仅能透过我的眼睛,也能透过余秋雨的眼睛来看一看我的老家贵州黔东南)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黔东南考察手记:也许是归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余秋雨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

    出走那么多年,想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老问题:“我从哪里来?又到哪里去?”

    开始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。从哪里来?从书房、讲台、官位走出来;到哪里去?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废墟而去。

    而且,由于这一来一去都逆着潮流,内心的把握就更加明确。十余年前的当时,离开文坛和官场是不可思议的,除非是出国。但是,我擦着别人的肩脖正好走了好几个反方向。这就像在拥挤的车站码头,一个人的倒行逆施必然引来无数的冲撞和白眼,而每一个冲撞和白眼都让他重新考虑一次自己的选择。走着走着,肩脖没有了,人流不见了,四周越来越安静,抬头一看,大漠荒荒,黄沙茫茫。

    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从先秦到汉唐的气息,那里正是我要去的地方。

    但是,十几年边走边停、边看边想,我渐渐迷路。我突然发现出发时拨定的“心理罗盘”指反了。那些远年废墟,并不是我“去”的地方,而是我“来”的地方。

    那么,我究竟要到哪里去?

    来路,越走越清晰;去路,反而越走越迷惘了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 

  越走越迷惘,这早已不是我个人的问题。

  既然来路是先秦和汉唐,那么,我的身边和身后,也就渐渐热闹。

  凡是当年我独自寻访的冷僻地方,只要写成文字发表,总会引起人群的集结。从我出发的甘肃高原诸地,到都江堰、天一阁、天柱山、青云谱、平遥、承德、周庄……每天都有不少这样的旅行者。甚至,连当年与我面对面擦肩而过的出国人潮中,也有很多人回来,按照我的描述找去了。

  这并不说明我的文章有多大的力量,而只是表示,想弄明白“我从哪里来”的中国人越来越多。我为这个问题早走了几年,于是大家追过来了。

  但是,这种有趣的情景也给了我一种巨大的责任。必须再走一些地方,看看有没有可能在“我到哪里去”的问题上,作一点探索。

  为此,我又走了很久,走得很远。

  直到后来,我在云贵高原深处发现了一些人迹,一些炊烟,一些歌声,才在心头隐隐自问:这里,也许是归程?

  我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可能永远也找不到。那就先向信任我的读者,交代一下产生这种归程感的原因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

 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,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。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,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。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,是五座俏拔的钟楼。

 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,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,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,另一些村民在唱歌,伴着芦笙。

 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,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,沉着、柔和、悦耳。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国际合唱节里去了,才一开口,全场屏息,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,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。

 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,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。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,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:咳,侗族大歌!

  不错,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,叫肇兴。地图上很难找得到,因此我一定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:东经109°10’,北纬25°50’。经纬交汇处,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。

 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“风雨桥”,很大,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,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。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,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,说说笑笑。此刻,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,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,还是坐着,像是坐在后台,打量着自己的妻子、女儿、儿子的后脑勺。

 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,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。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,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,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,则穿得华丽、精致,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。据说,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,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嫁奁,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。这里的财富不隐蔽,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、闪闪烁烁。

 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,表情比较严肃,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。我一遍遍地听,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,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,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。中年传教给青年,青年传教给小孩,歌是一种载体,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,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。像那首《珠郎和娘梅》的叙事长歌,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,什么是忠贞,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,付出什么样的牺牲。

 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、村寨的共识、世代的叮咛。但是,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,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。这里所说的“多声部自然和声”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,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、集体承认。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,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,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,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。

  这所永恒的学校,大多以女性为主角。男性是陪衬者,唱着雄健有力的歌,作为对母亲、妻子、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。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,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,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。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,唱得更畅快了。

 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,在这里,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,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。我一听就点头,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,边上就是一条河,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,边游边唱。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,只向小男孩们泼水。她们是主角,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。明天,或者后天,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。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,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。

 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,但到这里才知道,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“余兴节目”,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,全部历史的凝炼和传承,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

  歌声一起,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,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。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,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。

  石桥、小楼、窗口,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。岂止是我家乡,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。但是,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。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,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。夜间,四周一片黑暗,只有窗口犹亮,我历来认为,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。

 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:那里边攻读的诗文,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?如果说,这些诗文的功用,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,那么,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?

  答案是,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,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,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。因此,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,永远是陌生的,暂驻的,至少,构不成当时当地的“多声部自然和声”。

 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,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。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“不著一字”的歌唱。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,但是我们记得,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,“不著一字”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。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,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: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,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,也会有精采的特例。

  不错,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,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、校正、纷争、一统的磨炼,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。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,因文字而生?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“文章误我”,便有此意。如果有一些地方,不希罕那么辽阔和深刻,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捷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,过得轻松而愉快,那又有何不可?

  可以相信,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、庄子、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,一定会称许有加,留连忘返。

  与他们不同的是,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,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于歌舞,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。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,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。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,在他们身上却被偏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。

  欧洲的文艺复兴,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,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,从维纳斯到大卫,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。相比之下,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。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,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五

 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,有一个集体舞蹈,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,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。这时才发现,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,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,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。

  老者们表情平静,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。他们是“寨老”,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。一个村民,上了年纪,又德高望重,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。遇到村寨安全、社会秩序、村民纠纷、节日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,鼓楼的鼓就会击响,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。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,商议由他主持。寨老们做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,以示权威。

 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。由于没有文字,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“鼓词”——鼓楼下的协调规则,听起来很是有趣。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,我读到了一些。其中一段,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,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,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。且引几句——

  还有第二层,

 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。

  耳边插鸡尾,拉手哆耶,

  墙后弹琵琶,相依唱歌,

  依身在门边,细语悄言,

  不犯规矩,理所当然。

 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,伸手摸左,

  狗用脚爬,猫用爪抓,

  摸脚掐手,强摘黄花,

  这类事,事轻罚酒饭,

  事重罚金银,罚他一百过四两。

  这种可爱的规矩,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,因此很有禅性。真正处罚起来,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,有所谓“六重六轻”之分,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。但是,处罚也仅止于处罚,没有徒刑。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,没有监狱,当然更没有军队。

  寨老不是官员,没有任何特权。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,养家糊口,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。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,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。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,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。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,还有剩余的客人,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。

  “因此,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,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,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。”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,就热情地为我解释。

  我一边听,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,心想,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“村寨公民社会”。道家认为,一个社会,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,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。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。

  我所说的“村寨公民社会”,还包括另一番含义,那就是,村寨是一个大家庭,谁也离不开谁。到街上走走,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。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,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,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。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,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?不太清楚。清楚的是,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。

  织布是小事,遇到大一点的事情,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,共同参与。

 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,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。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,却又都不上锁。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,在侗语中,根本没有作为名词蚨实摹八钡母拍睢?/P>

  入夜,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,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色,不分彼此。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,平静得连梦都没有。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,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六

 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,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,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。但我越来越觉得,对于眼下的村寨,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。在很多方面,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。如果说,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,那么,这儿就是课堂。

 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,便在一旁劝说: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。

  我立即起身,说:快!

  离肇兴不远,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。我过去一看便吃惊,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,但山势更加奇丽,屋舍更有风味。这还了得,我的兴头更高涨了,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,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,到榕江县,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——三宝。

一步踏入就站住了。三宝,实在太有气势。打眼还是一座鼓楼,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,长廊两边的上沿,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。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,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,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。这个小小的村寨,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,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。

  鼓楼前面,隔着一个广场,有一排榕树,虬劲、苍郁、繁茂,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。后面的背景,是连绵的青山,衬着透亮的云天。这排榕树,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,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。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: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,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;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,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。

 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,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,有一座不大的“萨玛祠”。萨玛,是侗族的大祖母,至高无上的女神。

  我早就推断,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。即使对寨老,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性、威望性的服从,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。寨老会更替,世事会嬗变,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,现在看到了,那就是萨玛。

  问过当地很多人,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,语焉不详。这是对的,任何真正的信仰,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,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。

 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:“你们常去萨玛祠吗?”

  他们说:“常去。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。”

  我问:“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,你觉得不公平,会去找村里的老人、智者去调解,还是找萨玛?”

  他们齐口同声:“找萨玛。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。”

  他们那么一致,使我有点吃惊,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。我说:“我知道了,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。找公平,其实是找倾诉者。如果让村里人调解,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。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,对她一说,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。”

  他们笑了,说:“对,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,都成了小事。”

  就这么边说边走,我们走进了萨玛祠。

  我原想,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,却没有。

  眼前是一个平台,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,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,铺满了整个平台,平台边沿,有一圈小布人儿。

 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。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,边沿上的小布人儿,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。

 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,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,这让我非常感动。我想到,世间一切老祖母、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,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,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,留个影。

  于是,这把伞变大了,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。

 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,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,问我能不能题写“萨玛祠”的三字匾额。

  我立即答应,并深感荣幸。

 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,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?

  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,走很远的路。但是,十分高兴,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,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。是鼓楼,是歌声,是寨老,是萨玛,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,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,足以挡风避雨,滤念清心,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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